今天我们要开启9月份的第一本书——余斌的《张

时间:2018-01-07 18:03来源:绿绿堡 点击:
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 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多了几分自信,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而当她重新拿起笔时,她才开始重温她的“天才梦”。《天才梦》遂成为她的少作的压卷之

  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了。

  我们看到的将不是梦,多了几分自信,她已经少了一些苦恼和困惑,而当她重新拿起笔时,她才开始重温她的“天才梦”。《天才梦》遂成为她的少作的压卷之作,直到三年后自香港归来,无暇分心于写作,正做着留英深造的美梦,可是此时她已在大学读书,再接再厉地不断写出新作。内容、文笔俱是平平。

  《天才梦》的获奖照理应激发张爱玲的创作欲,一篇悼亡之作,就长出了许多。那篇文章是《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而第一名或者是全文照登,因为压缩影响了它的“内容与可信性”,或是文章所取的断然的对照方式未免将她的“怪”与“才”弄得过于戏剧化了。几十年后张爱玲提起此事犹有不平,可能是指为求行文方便导致某些细节的夸张,要求张压缩至2000字再行发表也未可知。至于“可信性”云云,中奖后编辑依名次分出三六九等,想必张寄去应征的稿件比发表者长得多,刚在这数目内……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等语。但征文启事上规定的字数是5000,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天才梦》压缩到了2000字。《天才梦》收入《张看》时张加的附记中有“征文限定字数,自然被打入另册,名誉奖带安慰性质,但是结果公布之后却没有一概全文照登,对她的文章大加删削:征文启事原本限的字数是5000字,而是在刊出之前她不得不忍痛割爱,得不到头奖也是意料中事。令张爱玲高兴之余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前几名获奖文章与《天才梦》相比实在平平,亦可说是偏锋文章,《天才梦》在杂志文里是奇文,《天才梦》与另一篇获第二名的文章一同登了出来。

  任何评奖终不免是综合平衡的结果,得了名誉奖的第三名。同年的8月号上,张爱玲叨陪末座,组织者又增设了三个名誉奖,难以割舍,因投稿踊跃,得奖者应是10人,照启事的规定,685名应征者中有13人得奖,她已在大学里发奋攻书了。

  1940年4月号的《西风》上登出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等到征文揭晓,一开始她也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等待却是漫长的,她一定得意非凡,造出了那样的佳句,写作却是令人愉快的,烦恼虽如同蚤子挥之不去,竟是不由得悲从中来。

  但是,到了结尾处,就好像局外人慢慢走入了局中,仿佛真的便有些烦恼,说到她的愚笨,说到她等于废物,诙谐地调侃揶揄她的“天才”、她的可笑的自信心。可是渐渐地调子低下去,作者挂了会心的微笑叙说她幼时一本正经的做作,一方面是隐隐的悲哀。你知道张爱玲。文章的前面部分一直保持着轻松的调子,日后张爱玲散文中交叠互见的两个方面也已经显山露水:一方面是机智俏皮,令人不由更要对张爱玲的才与怪啧啧称奇。张爱玲的喜好炼字炼句到此也成了正果——她的文字终于捉住了她敏锐的感受。

在《天才梦》中,而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少女之口,用来比喻生命,是人所共知的警句。爬满了蚤子的华美的袍这一意象自有一种艳丽颓废的美,爬满了蚤子。”最后一句结得峭拔突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啮咬性的小烦恼,从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却不是不懂生活。“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不会做人,那么文末的一段则非张爱玲莫属。她辩称她虽不谙俗务,告白、预言的成分大于“私语”。

少作(6)

  假如前面的文字才华高些的人都能写得出,眼下则是取了断然的排比对照方式,我等于一个废物”。这里举出的一些细节我们还将在《童言无忌》、《私语》一类自传性的散文中读到,总之“在现实的社会里,她不懂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她怕见客,她对色彩、音符、字眼的敏感;一半演绎她的“怪”:她不谙女红,七岁写她的第一部小说,一半演绎她的“才”:她三岁即会背诵唐诗,恰恰是张迷谈论张爱玲时断断不肯放过的两点。接下来的文字都用来发展这个主题,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怪”和“才”,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从小被目为天才,绝非寻常“杂志文”所能拘囿——那只能出自张爱玲的手笔。

  征文规定了那是“夫子自道”式的文章。《天才梦》起首便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在在流露出张爱玲过人的禀赋、早熟的聪慧,但是《天才梦》亮丽的色调、尖新奇警的设喻、清新脱俗的文风,我们当然多少应该考虑其中“遵命”的成分(“新文艺腔”或说书体在《西风》多半是要碰壁的),因为张爱玲善度人意,别是一个境界了。因为是征文,然而遣词行文已然又是一番手眼,虽是一样喜好雕琢字句、一样爱用华美的字眼,张爱玲一定不时打磨着她的那支笔。这一出手真是金声玉振、不同凡响。这里再见不到“新文艺腔”的痕迹,这两年里,所以此文应该写于1939年的年底。《霸王别姬》是两年以前写的,截稿期是1940年1月15日,于是便有了这篇《天才梦》。

  启事是1939年的9月刊出的,她选了梦做文章,她多半也是《西风》的忠实读者。看了启事,而林语堂既然那时正是张爱玲羡慕的人物,均无不可。张爱玲母亲家中大约也订有这种杂志,乃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等等,“现金百元悬赏征文”。这一回的题目是“我的——”:我的奋斗、我的志愿、我的梦、我的朋友……我的衣食住行,题目似乎是“我的家庭、婚姻”之类。创刊三周年之际又登出启事,《西风》早就搞过征文活动,各将身边事款款道来,其标本似乎就是美国《读者文摘》上最常见的那种文体。为刺激读者都来做杂志文,是林语堂鼓吹的那流小品文的普及版或大众化,轻松、随便、家常,这家杂志对提倡“西洋杂志文”尤感兴趣。所谓杂志文实质上就是一种适于副刊登载的文字,香港白小姐传密玄机图。所以说该杂志是林系出版物的外围亦无不可。

  仿佛是要让西方之风的影响及于国人的文字,而且林语堂还是它的首席顾问,林语堂的文章也一直是《西风》的重头戏,黄嘉德最早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译成中文,便涉笔成趣将这种风气调侃了一番。《西风》的编辑兼发行人是黄嘉德和黄嘉音,故而倾慕西式生活方式的中上阶层体面人家常以读《西风》为时髦。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一洋买办的客厅堆了一大堆《西风》,虽通俗却仿佛有些身份,然而因为沾了“洋”的光,实为西式的鸳蝴杂志,栏目五花八门,注重趣味性、可读性,介绍欧美人生社会”相号召,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研究者均将其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

《西风》是30年代极走红的一种综合性杂志,更因为它已然是一篇近乎“流言体”的散文,也不知此文在发表的时间上与《天才梦》孰先孰后。因为它是一位被视为“天才”的敏感少女早熟早慧的告白,登在《大美晚报》上。但此文似乎在尚未被张氏“打捞”的极少数作品之列,她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是一篇述冒险经历的英文散文,那就是获《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名誉奖第三名的《天才梦》。据张在《杂志》社主办的“女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也是她步入文坛前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字,这中间数年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追踪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演进轨迹,如她在《天才梦》里告诉我们的那样。

少作(5)

  从中学毕业到一举成名,这个梦有时做得近乎痛苦,当一个作家是她最绚丽的梦想,她有更浓厚的文学情结,出现在校刊上的大多数作者便是如此。所幸张爱玲没有踏上这条路,嫁人或是其他一些原因都可轻易地使其放弃写作,也不把文学当做须全力以赴的事业,并不指望以此谋生,她们的写作颇多消遣自娱色彩,与重英文轻国文是两回事。这样的环境很容易造就出几个闺秀派的作家,当然也受到鼓励。这是说文学在校中也可受到鼓励,于陶冶性情大有益处的,但也是教养之一端,日后好做称职的夫人、太太。文学虽然不像钢琴那样可以充作标准淑女的金字招牌,倒是造就有教养的淑女,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学生大都家境优裕,又是贵族化的教会学校,而校刊上也尽有名字出现得比她更频繁的作者。可是张爱玲仍然是最受老师、同学看重的一人。

  学校的性质很可能也助成了一种文学的气氛。因为是女校,写的《若馨》已是篇幅颇大的小说,像她的同学张怀素,她的中学同学中试着写诗写小说的也不在少数,正是容易醉心于文学的年纪,但是她的文章却让她小有名气。学生时代无忧无虑,交际场中肯定不是个活跃人物,也无活泼的性情,这一定是校园生活中最让她愉快的时候。她没有可恃的美貌,同学中传观她的小说,在学校里她则有了更多的读者。老师对她的作文大加称道,张爱玲的家人是她的读者,那时她已经在其中注入了难以明言的人生感慨。

  上学以前,几年后张爱玲将为我们勾画出女性的种种“苍凉手势”,而是将这挣扎定格了——定格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白小姐传密资料。《霸王别姬》当然还有太多观念演绎的痕迹,虞姬的自刎不是真正的解脱,她们就在这两难之境中苦苦挣扎,却又无力摆脱这种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实在也有几分蹊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借这个古装的故事探讨了当代女性的处境:她们意识到自己对男人的依附,却要多此一举地对另一种看来她已经不会有机会碰上的命运想入非非,而且虞姬在四面楚歌声中不想眼下的处境,不唯古装的人物披挂着全副现代思想的甲胄说话,于是虞姬的自刎成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这篇小说的确没有多少中国味道,还是幻想用死换得冥冥中对项王的永久占有?或许二者兼而有之,还不如有个漂亮的收场。是以此斩断无穷的烦恼,给他留下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其实开启。”刚才的沉思是这谜语式句子的注脚:与其面对那样的命运,拔出刀来刺进自己的胸膛。她躺在项王怀中,虞姬怕他分心,项王要虞姬随他一起突围,她终将被冷落、被遗弃。她对自己的思想“又厌恶又惧怕”。但是虞姬犯不着想那么远了。汉军围攻上来,那就有三宫六院,终于死寂了。”果真他得了天下,轻下去,轻下去,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他的江东弟子去获得他的冠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她独自掌了蜡烛出来巡营的时候,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倚着营寨的栅栏凝神结想:“十余年来,虞姬走出帐篷,这里的诗眼却是虞姬对自己命运的沉思。一场酣战后项羽沉沉睡去,仍然是垓下被围气短情长的一幕,它或者可以划入女性文学。仍然是英雄美人,历史背景描画的是否真切倒在其次。张爱玲的这一篇多少也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重头戏是作家的新眼光,或以现代意识重新给予解释,或作翻案文章,作家们往往喜欢挑选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历史小说的创作颇为热闹过一阵,《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

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30年代,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反把禄兴顶翻刺死。禄兴女人成了寡妇。“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不听使唤,最后还是借了牛来。那是条蛮牛,挡不住要过日子,禄兴的女人伤心反对,租一条牛使,打算送两只鸡给邻居,春来没有牛耕田,也顺着这路子写成了一篇《牛》。这篇小说写的是贫穷:农人禄兴因家道艰难卖掉了耕牛,很少有人能抗拒。身在教会学校高墙内的张爱玲提起笔来,那同情往往缺少诚挚的感人力量。但是在文学中表现对下层的同情已成半强制性的风气,若发现了自己的漠然便要感到内疚。因为有太多“应该”的成分,知识分子视这态度为道德良知的标志,对下层的同情态度还是保留下来,“阶级”观念流行,人道主义思潮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主流。30年代,她在校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五四”以后,而且对小说这样式已经颇有研究。

少作(4)

  她更大的兴趣当然还是自己写小说。中学快毕业时,她评论的都是小说,往往说到一大篇仍击不中要害。我不知道第一本。张爱玲中学时的议论文字却比她的抒情散文更成熟老到。有趣的是,议论则是所短,鲁迅称女性作文长于抒情,是够格的书评。当年许广平向鲁迅请教为文之道,却要言不烦,多矫揉造作之处。”虽然寥寥数语,显然不是由细密的观察得来的……作者笔风模仿穆时英,永远依照固定的方式,写有闲阶级的享乐,写名媛,然而不久便不幸地陷入时下都市文学的滥调里去。写上海,描写颇为真切流利,也许这地为作者所熟悉的吧,体裁很特别。全书开端以厦门鼓浪屿为背景,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评《无轨列车》的一篇这样写道:“这是一篇不甚连贯的漫画式的小说……中间插入二十余段与故事没有密切关系的都市风景描写,都写得极好。女主角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评《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评林疑今《无轨列车》和丁玲《在黑暗中》的两则写得尤其好。她称丁玲有着“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几篇读书报告和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些文字显示出张爱玲准确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

  此外校刊上也有她的议论文字,比如“天也是阴沉沉的,取譬设喻已见出些许奇特,捕捉具体物象的努力开始悄悄取代浮泛的感伤。字句虽是一般的雕琢,自然带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高二时写的一篇《秋雨》纯粹写景,由初二的学生写来,事实上香港白小姐传密每期。情调、意境则像是从李清照、朱淑真一流女词人那里借来,千古一辙”的叹喟。其中的妇人或许有她母亲的影子(正合着她那时对母亲“辽远而神秘”的想象),美人迟暮,如今红颜已老的中年妇人“黄灯青卷,在广座里高谈”,在冻港内滑冰,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千余字用来抒发一个“曾经在海外壮游,也有小说。最初的一篇叫《迟暮》,有散文,她在学校的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好几篇习作,在学校里她还得写新文艺腔的东西。就读圣玛利亚女校期间,上不得台盘,她的同学看了一定也觉得有趣的。但这是通俗小说,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

  这与《理想中的理想村》用的全然是两副笔墨,你外面还不知道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算一笔总账!”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一趟也没有去过,我听了你的劝告,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胚子,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吧!”贾琏大笑道:“奶奶放心,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坐到一块来乐一乐吧!”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别拘礼了,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凤姐置酒相庆的一段:

凤姐自己坐了主席,见不出多少硬挺的痕迹。看她写贾琏得官,都已像模像样,无论叙事抑或人物对话,她向我们出示的几段文字,是地道的游戏文章。可注意的是张爱玲现在驱遣章回体已经相当自如,也别无寓意,宝玉只好一人独自出国。故事情节不连贯,一时挽救不及,终于让步;最后是宝黛拌嘴闹翻,家里无奈,负气出走,又被贾珍父子追求;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这会儿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始乱终弃;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了歌舞团,但是人物仍按照原书中的性格行事:黛玉的小心眼、宝玉的惧怕父亲、贾琏的公子哥儿气……尤二姐并未吞金自逝,让贾琏摆出洋气派、洋礼节,让贾政坐火车,让宝玉、黛玉住楼房,她把贾府中人引到现代的环境里上演喜剧,这时候情节、人物已是烂熟于胸,前面已经提到。这小说显然写于中学时代。张爱玲对《红楼梦》一往情深,回目由她父亲代拟,写了个纯粹鸳蝴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一共是五回,纸都擦穿了。

少作(3)

  此后她开始尝试大部头,几个回合下来,复又改回去,责问“他怎么也姓殷?”自作主张就给改成了王梅生。张爱玲坚持作家的权利,那姓殷的同学便来兴师问罪,犯了一个同学的讳,以致弄得字迹模糊。张爱玲还记下了一桩趣事:故事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众手相摩,这手抄本在同学中传观,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结局是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少一点抒情。她写成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她私下里宁可循着自己的喜好去写曲折的言情故事——多一点情节,一个喜欢张恨水——张爱玲从那时起就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取悦老师,一个喜欢张资平,两人各有所好,张爱玲对这种文体也觉得别扭。她有一位要好的同学也姓张,但是现在张爱玲真不愿意认这个账:“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事实上即便在当时,说不定还是同学中传诵的名句,自然是当时得意的佳句,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听说香港白小姐传密正版。”多年后还能记得,“一种新的台阁体”。她有过一行警句:“那醉人的春风,而对这里的矫情造作却禁不住要“恶言相向”:她称这是她“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她可以轻松地调侃她写“历史小说”时的稚嫩可笑,她对这个“昨日之我”大为不满,张爱玲是同学中才华较高的模仿者。翻检旧稿,做作文时不免就要模仿,既然流行,其时张资平就正是中小学生中走红的作家之一,但充其量也只是好作文而已。学校里有学校里流行的读物,我们只能说小学生搜罗到这许多漂亮字眼、连成如此浓艳的句子实属不易,她的文字刻意雕琢,我们还看不出日后成为文坛奇人的那个张爱玲的任何征兆:她的理想国恐怕也是她的许多女同学的梦想,反映出那时的张爱玲对西式生活的向往。至少在这时候,还有比喻中出现的时装,点缀在这里的舞厅、游泳池,在浓绿的垂杨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

  这乐园满是布尔乔亚的气息,飘着飘着,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让它轻轻地,不用划,对于香港白小姐传密正版。你可以耽在小船上,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聚成一片蓝光滟潋的池塘,一直流到山下,流,流,仿佛是在时装展览会里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送一个明媚的眼波,它们扭一扭腰,风来了,好快乐地爆出极大的银色水花……沿路上都是微笑的野蔷薇,当她看见许多活泼的孩子像小美人鱼似的扑通扑通跳下水去的时候,满脸皱纹地笑着,永远像一个慈善的老婆婆,她恨自己的孤独……还有那个游泳池,她仿佛在垂泪,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没有颓废的小老人,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这一次起了个名字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看她幻想中的极乐世界:

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此亦可见所写内容在她心中之明晰生动。十二三岁时她继续玩空中楼阁的游戏,《更衣记》英文本及《传奇》中的许多小说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都配有精致、传神的插图。她肯定还有一些兴之所至为自己作品作的图释是没有发表的,“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为自己的文字配图似是她的一种嗜好,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张爱玲描画这个世外桃源就像别的儿童搭积木盖房子一样兴致勃勃。《天才梦》中记叙她还为这理想社会绘了许多插图,自耕自织,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免征赋税,蒙中国皇帝特许,因克服苗人有功,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尝试写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在一个女童实在不易。

少作(2)

  八岁时她又换了个花样,要从头到尾维持住这腔调,半调侃地夸了一句:“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听了很是得意。可是终于也只写了这么一张——起句套的是章回小说的句式(虽然“的”字搅在里面有点夹生),恰好有个比她大二十多岁、唤作“辫大侄侄”的亲戚走来看见,她用毛笔写满了一张,单是发生在隋唐这一点就让她兴奋。小说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所以也不要问这故事的情节,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认定隋唐“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年代”,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大约是背唐诗时诗中那些大气华丽的字眼给了她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印象,她就写起来,说她日后对家庭纠葛的兴趣在这篇涂鸦之作中已见端倪。

  这小说半途而废的原因是她被另一个念头吸引住了:她要写一篇历史小说。篇名也没有想好,我们大可不必牵强附会,这事本身于她就是个大大的诱惑。她还是个七龄幼童,用笔写下来,或者更可能是从某个佣人那里听来的。编个故事,她或者是从小报上得了灵感,她便跑去让厨子教她。故事的内容与当时小报上的鸳蝴派小说很相似,遇到笔画复杂的字,一些要用到的字她还不会写,于是凤娥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这小说未写完,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姓云,我们可以说她的写作生涯七岁时就已经开始。她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如果想证明她天生就是个小说家,来了一次自我回顾。回顾的结果是一篇题作《存稿》的散文。这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看看张爱玲的少作。

  如果刻意把张爱玲描绘成一个神童,但是却下决心去搜罗一番,拿些旧稿来用。她没有应命,编辑便出主意让她翻箱底,当年的那位副刊编辑一定在大卖后悔药——他错过了一次当伯乐的机会。这时候是众编辑开始围攻张爱玲了。张爱玲无从应付,张爱玲红遍上海,踮起脚把信件丢进高大的绿色邮筒。

  十几年过去了,一个人走到大街上,她不见得会有小户人家孩子的乐趣,不过多半是家里人帮忙寄出的。生在高门大户,我们不得而知,还是家中大人的授意,是张爱玲自作主张,盯准了这家报纸投稿,以当地人的眼光看人、看世为特色的。张家十有###订了《新闻报》,总是以写当地之事,这一类副刊大约同晚报的副刊无大差别,但几次投稿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那时的稿子是投给《新闻报》的本埠副刊,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原信无标点),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所以寄给你看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编辑室的启事,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因为英文不够,是一封稚气有趣的信:“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也追踪一下她回到上海后一举成名的经过。

张爱玲自称“从九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流言》1945年版中收有她的第一封投稿信的手迹,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张爱玲早年的另一种训练——写作基本功的训练,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

  不过在走入她创造的世界以前,当然是看他能否将个人性的经验真正地艺术化,无所不在。而一个优秀作家的真正考验,但却无时不在,摸得着,不一定看得见,便化为弥漫其中的空气,当虚构世界完成时,它们都在她想象力的深处蠢动,作为一个整体,不论她在某篇小说中直接描绘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其真正的意义却是应该帮助我们感知她的经验世界与小说世界之间的整体的对应。英国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有言:“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验赋予一书架的小说以一种体系上的统一性。”所谓“经验世界”可说是占支配地位的经验的总和。这是张爱玲意识的深层结构,虽然它也许可以提供某些轶闻轶事的趣味,将自己的情绪、感受寄植到不同类型的人物身上都是明证。找出张爱玲的生活与创作之间某些可以指认的关系并非要做索引,旧式家庭与香港两个场景的嫁接,是相互渗透重叠的完整“世界”,亦不肯以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她的自我形象。你知道本书。她的种种人生体验于她是共时性的存在,径直把文学当做传记来作,当然是煞风景的事情。事实上张爱玲决不肯像郁达夫一类的作家,将艺术还原为材料,《留情》中米尧晶“对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痛惜”的叹谓是张对人生忧患意识的流露。

  如此这般“拆碎七宝楼台”,更无疑是她出走前在父亲家一段亲身体验在虚构世界的回声。张爱玲甚至也愿意让一些与她相去甚远的人物分享自己的人生体验。比如《金锁记》中七巧在姜季泽离去后对因与果的困惑反映了张爱玲对人生遭际复杂性的感慨,白流苏在意识到自己在那个没落之家必然的悲剧命运后发出的“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的恍惚的自语,葛薇龙作为一个穷亲戚的许多心理活动都传达出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期间的感受。《十八春》中顾曼桢在禁闭中的恐怖感与张在父亲家被关禁闭时的感受显然也存在着某种对应,借助人物对各自所处特定情境的反应表现出来。《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她也乐于将自己的感受寄植于不同人物的身上,使她的想象有一个给她踏实感的凭附。

她笔下人物的许多感受经常来自她本人的具体经验,因为特定的原型(哪怕只见过一面也好)可以帮助她比较容易地找到她所需要的感觉,她却喜欢从某个特定的原型开始,红玫瑰则只是听到过。虽然张爱玲创造人物的习惯做法是“杂取多人为一人”,“差不多都‘各有其本’”。谈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她说明男主人公和白玫瑰她都见到过,范柳原和《留情》中的米尧晶也有所本。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张爱玲在同水晶的谈话中称《传奇》里的故事和人物,其原型麦唐纳太太、潘那矶先生她都见过。《〈张看〉自序》。而据她自己后来所言,比如《连环套》中的霓喜及女婿,她小说中的许多其他人物也往往取自她熟悉或是有过接触的人,除去《茉莉香片》中传庆及其父母有她家人的影子之外,把她的两段生活放到一处来处理。她的人物大多在生活中是有其原型的,她在香港的经历正是她经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常常喜欢将这两个场景组合到一起,学习今天我们要开启9月份的第一本书——余斌的《张爱玲传》。而如前面说过的那样,乃至以女佣为主角的《小艾》中一再发现了它。在她小说中另一频频出现的场景是香港,还是情调——张的“场景”通常具有三者打成一片的浑然一体的效果。我们在《金锁记》、《花凋》、《留情》、《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未完成的《创世纪》,不论我们将“场景”理解成环境、气氛,我们经常会发现她的生活经历与小说世界、她的个人经验与人物的感受之间的奇妙对应。没落的贵族之家是她小说中最常见的场景,尽管它们在小说中出现时已经被高度地艺术化了。

港战中的印象(6)

  细读张爱玲的小说,她无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她早年所经验到的一切,尤其是在《传奇》里,力求使其涓滴不漏地转化到虚构世界中去。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所以她对自己的经验格外珍惜,阅历并不丰富,她的生活天地狭小,而这感觉当然最好是向她的经验去寻找。另一方面,有了鲜活的感觉她才能自信地复活人生的原汁原味,“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尤其重要,她恋恋于事实的人生味——所谓“事实的金石声”。对于她,准确点说是与她的经验世界关系密切。这里所谓经验指的是个人经历中一些富有典型意味的事件里所凝聚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是事件对当事人的影响或者说是经历中已经为主观感受渗透、溶解了的部分。张爱玲不是那种天马行空、更多凭恃想象力的作家,纵使她后来延展、扩大了自己的视景。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与她的经历,纵使她求助于其他的经验,在后来的写作生涯中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视角,其后的发展并未溢出这个基本的框架;同时她亦由此形成了张看人生的独特视角,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人生观,更因她以此为依托,事实上白小姐传密图自动更新。不仅因为这是她创作《传奇》的灵感源泉,并且可以当做一个自足的世界来对待、把握,直至借此构筑成一个虽然狭小却相当深邃、完整的经验世界。她早年的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张爱玲的早熟早慧则使她有可能将有限的阅历转化为深度的人性体验,再丰富的阅历亦无用处,却拥有一份并不简单肤浅的人生经验。对于不觉者,所以她有一段并不算坎坷复杂的经历,早熟、内省使她能够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更多的东西,使她养成内省的倾向,那此话对张爱玲至少是适用的。不愉快的经历使她早熟,或者干脆改作“早年”,76页。这肯定不是绝对真理。假如可以将“童年”的时限大大放宽,198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见《海明威研究》,全都浓缩在这儿了。

  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乔治·曾林浦敦:《海明威访问记》,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我们看到张爱玲带着难以明言的复杂情绪接受她所发现的真相:

  张爱玲在香港战事中感受到的一切,而是人性的真相必须接受。战争的特殊环境使得这真相骤然地以某种较平时更为触目的形式暴露在人们面前。在《烬余录》的结尾,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原则的重申,自责又有何用?对于她,假如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假如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她无意于道德上的判断,其中包含着人生的讽刺。张爱玲的冷嘲并无多少自责之意,向她证明着人的孤独与自私,她和同伴的态度皆成为一种人性的证明,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同时我们又看到她以怎样的并不超脱的语气叙述她们的反应。

  尖刻的讽刺后面是压抑了的悲哀。在这里,一边也在通过同伴和自己的行为、态度究诘着人性。那个病人的死使她们如释重负,因为她一边逃避着责任,不光是恨那个病人,那就是她有更多的恼恨,用书挡开外面发生的一切。她的同伴也和她一样冷漠。如果说有不同,大部分时间她躲在那里看书,她才烦恼万分地出现。屏风后面是她的避难所,看不过去帮着一起喊,直要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醒了,烂蚀症病人不停叫唤着,能不理会的她尽量不理会,她称她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对于病人的要求,令她心烦意乱。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同时我们又看到她以怎样的并不超脱的语气叙述她们的反应。

港战中的印象(5)

  对肮脏现实厌恶、惧怕的情绪驱走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时可能会有的同情心,侵入她的意识,执拗地挤进她的世界,而那个现实如同病人悠长、痛苦的叫声,她亦拼命地闭上眼睛拒绝、抵挡外面的肮脏现实,她于脏与乱之中仍能为自己布置起一个“澄静、光丽”的封闭小世界,像被猎的兽。

  这一幕极准确地传达出张爱玲自己的形象,心里发慌发怒,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去厨房烧牛奶:

  ……我把牛奶倒进去,唯她一个醒着,那时她的同伴都昏昏欲睡,那个病人的呻唤成了她的一种折磨。她给我们记下了某天夜里的情形,不该有这样的惨厉。她时常上夜班,是尽情的享受,对比一下今天。“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生命应当是华美的,唯有厌恶,张爱玲没有同情,常常整夜整夜地大声呻唤,痛得受不了,那也绝不是这样穷形尽相的、赤裸的痛苦——她受不了这种痛苦。病房里有一个###骨上得了烂蚀症的患者,她只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不自在、憎恶、恶心。香港白小姐传密玄机图

  布尔乔亚的世界里如果有痛苦,她在病房里却全无这样的宽宏和从容品味的心绪,一生一世”,一天,使人高兴一上午,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逼着她注视。虽然她在另一场合说及中国人的生活时曾说“脏与乱与忧伤之中,仿佛是现实的肮脏的某种呈现,这一切与张爱玲熟悉的充满布尔乔亚气息的世界相去实在太远,沉默、烦躁地躺在那里。脏乱的环境、污浊的空气、流血流脓的伤口、奇臭的烂蚀症、残损的肢体、麻木的面孔、痛苦扭曲的表情,断胳膊断腿,或是战乱中趁火打劫抢东西被击伤逮捕的人,对她成了一个陌生的、从未接触过的世界。她的病房里住的大都是战事中中了流弹的苦力,现在住满病人,环境原是她所熟悉的,她做看护也还是出于不得已——张爱玲从未对社会服务表现出什么热情。这医院利用的就是港大的校舍,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去当看护。与她去做防空员一样,张爱玲倒又同她的许多同学一起,而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也正是要传达出这种意味。

  香港沦陷后,那这悲剧中也贮满她乐于寻觅的人生的苍凉意味,到底是青年的悲剧”,范柳原态度的转变在她看来乃是“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假如说“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另一面她也有理解的同情,固然令她感到莫名的悲哀,退缩到个人生活的封闭小天地,尤其是那对男女。放弃人生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内容,脑子里一定想着那些匆匆结婚的人们,她替白流苏、范柳原安排下那样一种结局时,或者她由此得了创作《倾城之恋》的灵感也未可知。至少我们可以说,珍惜到手的东西。这一幕给张爱玲极深的印象,眼里满是恋恋不舍之情。朝不保夕的环境教他学会了怜取眼前人,却是不时地与新娘子默默对视着,一等几个小时,可是现在到这里来借汽车,他或者是个范柳原式玩世不恭的浪荡子,她揣度那男的“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张的同学中提早结婚的也有。她在防空总部的办公室里曾遇到过一对准备领结婚证的男女,没结婚的人都赶着结婚了。报纸上挤满了结婚广告,急于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许多人受不了无牵无挂的空虚绝望,那毕竟是对真实人生的某种趋近。

  香港战事中,因为以她的观点,却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同情,她看到人们在现实面前退缩、屈服,对“炮火的洗礼”云云唯有不屑和鄙夷。相比而言,同时也受她独特的视角的指引,人亦将成为崭新的人。张爱玲执著于她的所闻所见,相信战火将给民族带来生机,因为与真实的人生毫不相干。内地的青年在抗战爆发之初对未来充满幻想,而且可笑,他们慷慨激昂的调子空洞苍白,还是乔纳生式的“热血青年”。在她看来,逼使她的人物露出原始人的本相。

不过最令张爱玲感到不耐的,她总是能够发现现代人的机智、装饰后面的空虚,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这种怀疑态度成为张爱玲张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个稳定的视角,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或者是进入更直接的“男女”。这是否就是人现出的本相?张爱玲不禁要怀疑人是否真有所谓“进步”:“去掉一切浮文,甜蜜的家”的字样,无聊地在玻璃窗上涂满“家,成天就是买菜、烧菜、调情,更让她感到人的空虚。困在学校里的学生无事可做,是“比较知道轻重了”。只是这由务虚到务实的转变令她悚然,用张爱玲的话说,他们多少改掉了不切实际的作风,因为平白免去了一场大考。战争中吃够了苦头,战争实质上丝毫没有让他对现实有所认识。

港战中的印象(4)

  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港大的学生开战之初大都乐得欢蹦乱跳,“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他仍然是他素来的自我中心,出生入死,他对此事耿耿于怀:“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张爱玲揶揄地称乔纳生“有三分像诗人拜伦”,而是计较原先许给他们这些志愿兵的特别优待条件没有兑现。打仗时他受命与另一学生出壕去将受伤的英国兵抬进来,愤恨的不是未能打赢这场战争,他鄙夷的不是周围人对战争的漠然,唯独他充满鄙夷和愤恨,停战后众人庆幸狂欢,有位叫乔纳生的同学可以称得上是有为的青年了。他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里面却有真实的心理观察。

  与大多数学生的漠然、空虚相比,她还是她。她叙述此事固然有戏谑之意,也会开玩笑了。张爱玲的冷眼引导她去发现苏雷珈的转变其实是虚荣心的作用,能担风险,能吃苦,她胆子大了,自信地与男看护们混在一起,她因此得了男看护的注意,她仍力排众议将衣服收拾了一大箱冒了炮火运下山。箱子里的衣服在她当临时看护时给了她“空前的自信”,舍监在催促众人下山,炸弹就在宿舍的隔壁爆炸,我们仍可以从小说开始时带了夸张神秘表情向“我”讲述“秽亵”故事的那个女孩身上瞥见她的影子。开战后苏雷珈念念不忘她的时装,她是“天真得可耻”。虽然她不大可能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愫细的原型,校内传为笑谈。用张爱玲的话说,我不知道香港白小姐传密玄机图。无知到会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是否穿衣服,她学的是医科,原先受的是修道院式的教育,人也干练了。苏雷珈来自马来半岛的偏僻小镇,这不能不使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和人的可怜可笑。

  她的一位叫苏雷珈的同学倒是因为战争变得话也多了,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满足,生存的最起码条件一下变得有如上天赐福,一个重新吃东西的机会,一种延续生命的可能,有的只是动物式的本能的庆幸,没有对人生的真正了悟,没有反省,在人们的意识中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一个重大的事件过去,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一面她却也有众醉独醒的冷眼观照:“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就这也不能打消她们的兴致。

  一面没在狂喜的人群里,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包括衣冠楚楚的体面人都改行做了饼师。有时她们立在街头的小摊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三教九流的人,她看见这里那里触目皆是小吃摊,这些平日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次日居然步行十多里路去饱这点口福。而且她们天天带了莫名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后来称她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做一件消遣”。在街上逛着,得知有一家第二天可能有卖,挨个闯进每一家店里打探是否吃得上冰淇淋,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张爱玲还记得和她的同学一道满街寻找冰淇淋和唇膏,人们反倒沉浸在莫名的兴奋、狂喜之中。——“我们暂时可活下去了,战事的平息好似灾难的过去,可是香港原本是殖民地,应该说是沦陷了,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也还是躲在一边看书。

十八天的围城过去,以后她去当看护,读书在她已成一种本能行为,读书又有何用呢?这个她却没自问,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然则若是炸死了,倒不担心她的眼睛——“一个炸弹下来,她一面担心的还是“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她还是“在炮火下”把书读完了。一边读,书上的字又印得极小,光线不充足,埋头读她的《官场现形记》。她那时已经因用功过度患了深度近视,围城中的大部分时间她还是能在躲空袭的人群中找到一个角落,浑然忘我。虽然外面战火纷飞,这书也能让她读得如醉如痴,她大约也是在这里发现的,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还有一部《官场现形记》,越落越近,炸弹一颗颗轰然落下,成了日军的轰炸目标,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房顶上架着高射机枪,“马上得其所哉,张爱玲在这里找到一部《醒世姻缘》,她还是在局外。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称自己是个“不尽职的人”,但那身份与她似是不相干的,黑了好一阵才知自己没有被炸死。她是防空员,她将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轰然一声似乎就掼在头顶上,虚荣心、贪小利、自我中心等这些世态剧中最常出现也最易受到嘲讽的内容在战争的灾难背景下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搬演着。你看香港白小姐传密每期。

港战中的印象(3)

  张爱玲亦是她平日的疏离态度。她经历的最惊险的一幕是有一次飞机扔炸弹,一边对情势的严重性毫无意识,人们一边本能地惶恐着、惊怕着,牺牲了一张电车票”……落在她眼中的这一切都让她相信战争并不带来真正的震荡,唯恐赶不上,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谁都振振有词;一个受轻伤的年轻人因暂时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而洋洋得意;空袭警报刚刚解除,门洞子里躲空袭的人在无谓地争闲气,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她的同学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飞机在天上扔炸弹,一尘不染,我们还是我们,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而且没完没结地抱怨着,虽然不舒服,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可以打个比喻,对现实的处境浑然不觉:“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人人都缩在自己封闭的壳里,于众人的种种反应与行为中张看着人性。她发现了人性的盲目和偏执,同时也投向自己,她将冷静而挑剔的眼光投向周围的人,我们还很少看到她对谁有这样的追念之情。

  但是张爱玲在更多的时候当然仍是保持着她冷眼旁观的一贯作风,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除了对胡适之,此事给她印象之深是显而易见的。她颇有几分动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以及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讽刺?无论如何,或许她觉得这个字眼犹能传达出某种荒诞感,她述及此事时用了“枪杀”一词(“我们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枪杀的消息”),也不能不从佛朗士的命运去怀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谓因果的法则。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她不能不感到人类行为的荒诞、不可理喻,理论是从来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对于张爱玲,或许会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牺牲之类来解释此事,谁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换了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不欲有异于众而已,不过是无可无不可的随波逐流,他之入伍亦无多少“志愿”的成分,而是这位有几分玩世的教授其实对保卫殖民地并无多少热情,决无“求仁得仁”的壮烈,哨兵便开了枪。令她感叹的还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枪下,没听见哨兵的吆喝,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什么问题,佛朗士回到兵营里去,我要去练武功。”开战后的一个黄昏,孩子们,这位豁达幽默的教授总会带几分调侃拖长了腔调通知他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每逢志愿兵操演,张爱玲还记得开战以前,将她在港战中的感受直白地表达出来。

可以让她对个人命运产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个具体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这是港战期间对她触动较大的一件事。今天我们要开启9月份的第一本书——余斌的《张爱玲传》。佛朗士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她借着对白流苏命运的议论,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她的这种忧患意识首先是在港战中获得的,读者总能隐约意识到故事后面是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不管后来她如何深化和丰富她的认知,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闭世界的浑然不觉的人物的视界之外,个人世界的安稳是如何难以守护。所以她的小说尽管大多不是社会性的,就肯定再次对她证明了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1949年以后到她离开祖国大陆这段时间里她的所见所闻所感,不由分说地将个人裹挟而去。此后张爱玲还将通过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证这样的认知。比如,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也可以讲是她对人生的稳定把握的一部分。战争、社会性的运动等等非个人的人类行为在她皆表现为惘惘的威胁,往明确里说,人唯有茫然、惘然。

港战中的印象(2)

  这样的想法后来成为她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自觉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对一己人生的沉浮变幻,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张爱玲升腾起自己关于个人命运的玄思:社会、历史的运作有如天道无亲,因此不安全感也就来得分外强烈。就在这样的感受中,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与一己环境中的不和谐相比更是无从捉摸、无从控制的,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景。同时,只是它现在已不仅仅是建立在纯粹个人遭际的基础上,自己更是朝不保暮……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仍然是一种不安全感,人可以死,钱转眼可以成废纸,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等回去了,靠不住。回不了家,瑟缩,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她回忆围城中的感受时这样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更重要的是她体验到了人生的安稳是何其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飘飘然去上工”。

  她对饥饿的体验毕竟是肤浅的、次要的,她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也许是懒得动手,也许是无从措手,更未对付过这种日子,也无燃料。张爱玲原本不善自理,没有油,像她这样的防空团员只能分到米和黄豆,战事期间到处都乱作一团,吃住都无着落。可是领了证章也不见得就得了保险,离开学校她便无处可去,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学校已关门大吉,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此举是出于不得已,张爱玲随了一大帮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有地方可去的同学都走了,港大停止了办公,有说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几天禁闭过后,听着外面机关枪响着如同雨打残荷,她和同学们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日军的飞机来轰炸,战争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而是它的灾难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映现在她眼中的战争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像她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香港的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开战的消息在这里并没有像在内地那样激起高涨的民族情绪。张爱玲是个冷眼的旁观和体验者,也是重要的一笔。

  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港战中的经历为之补上了最后的,那么可以说,一个稳定、成熟的人生观,张爱玲已经拥有一个相当完整的经验世界,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如果说在开始写作生涯之前,剧烈的影响”。香港白小姐传密正版。关键是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个人性的内容,这段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的,但是如她自己所言,她依然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而且以她的内省与疏离的倾向,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从战争爆发到她离港返沪,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了解大多来自阅读以及其他形式的间接体验。战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与社会照面的机会,她的人生经验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张爱玲一直生活在一个与社会保持着相当距离的封闭环境中,学业的中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时为止,这一次她毕业后赴英国深造的计划再次受挫。不过对她不久以后就将开始的写作生涯而言,她未能如愿去英国读书,几年前因为欧战,中断了她埋首书本的学生生活,日本人进攻香港,不由分说地来影响她的命运。1942年12月,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事正多,几乎是一种可以触到、见到、嗅到的、不失感性生命的存在。

张爱玲一心读书,人生观对张爱玲具体而微,貌似矛盾的见解皆消融、调和于深切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态度之中。唯其如此,直接与间接的经验维持着活跃的演出,却因为有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做底子而显得丰厚。在粗略的一条条看法之间,本身也许分量不够,作为对人生、对世界的粗略看法,而希望在对历史、人生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之间求得平衡与统一。所谓“扼要的世界观”,并不追求观念上的自相一致,“历史的亲切感”与“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也点明了张爱玲把握、认识人生的独特方式以及人生观构成上的特点。她厌恶理论,这些都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他究竟向他的学生灌输了怎样的思想,并且说“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在文章里还很少对别人表示出这样的敬意。

港战中的印象

  这位教授讲的是哪一段历史,总未免使人嫌烦。”张爱玲称学生(当然也包括她自己)从佛朗士那里“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至少也启迪和支持了她后来的态度:“清坚决绝的宇宙观,而她在佛朗士这里听到了。佛朗士的授课即使对张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私下里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各唱各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从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她曾说:“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这是张爱玲的推测)。

佛朗士自然也把他的作风带到了课堂上。他对那些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以及四平八稳的历史书显然是不满的,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却没有多少同情,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的玩世也见于他对英国的态度。他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倒有几分中国文人的名士气。校中纷传的关于他的一件趣事即可见出他的名士气的一斑:他曾与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备有一辆汽车却是给佣人买菜赶集用的。他的不修边幅和三分玩世使他没有多少英国人惯有的道貌岸然的绅士气,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一幢专门养猪;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爱抽烟。他在人烟稀少处有三幢房子,爱喝酒,而且写得不错,会写中国字,“彻底地中国化”,佛朗士是个豁达随便、有几分玩世不恭的英国人,这就是她在港大时的历史教授佛朗士。

读书岁月(6)

  据张爱玲的介绍,包括将她视为得意学生的汪宏声。也许只有一人是例外,所以没有几个教师能对她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其实没有几个教过她的人是她所佩服的,但从中学到大学,多半是自己的揣摸钻研。这也是她与一般循规蹈矩的好学生的不同之处:她虽为了高分可以费神去揣测教师的心思,相比看白小姐传密图本期。她得自教师的地方很少,还是在人生观方面,中学时代她与这样的成熟相去还很远。只是不论在美学趣味方面,有变化也不是方向性的转换)——那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人生态度,而她一出手写出的作品(不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已经显示出她对人生的独特而稳定的把握(其后很少变化,她离开香港不久后即走进文坛,证据是,她对西方文化、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了解是在这三年里打下的底子。她的人生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形,且不提她门门第一的成绩,她付出的代价却不能算是白费,绝大部分倒是抱着书在教室、图书馆、宿舍这几个点之间的路途上来去匆匆。

  虽说她留学深造的计划未能实现,她在户外的有限时间,她心甘情愿地把到了手的自由大部分都捐弃了,正是可以逞意而行的时候。可是为了她的计划,她一人在外也没有了母亲家中的清规戒律,她还没有独自一人上街买过东西。大学不比中学管束得严格,甚至长到十七岁,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自在的滋味,或是教会学校的严格规矩的管束之下,她一直是在家长的监护,她也有充分的理由尽情地投入到课余的那些活动中去。须知从小到现在,单凭她自己的小环境的变化,如果不是心里时时牵挂着学业、成绩的话,即使撇开外部环境给她的新奇感不论,甚至超过了后者。

  事实上,前者给我们的印象之强烈,在某些篇章中,这块地方的色彩、情调与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同样鲜明,这个刺目、犯冲、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缺少传统的小小殖民地是她小说中一个潜在的角色。在她的香港传奇中,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她在创作中的相当一部分快感也来源于此。虽然她更大的兴趣在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与日常的经验不相衔接。我们可以感到张爱玲在小说中用力捕捉并刻意地要传达出她对香港的种种印象,香港的生活充满了怪异和不谐调,当然因为她是一个上海人。在她的眼中,而她可以采取这种立场,她有更多的好奇和惊讶。她说她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这恰好是因为面对着香港,张爱玲的香港传奇比她的上海传奇带有更多“怪力乱神”的成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而故事发生在香港。

  同时,传庆的父亲与后母则有她父亲和后母的投影,聂传庆孱弱、萎靡的形象的塑造部分地来自她对弟弟的追念和印象,她想象着让她熟悉的一些人物原型来到香港的舞台上上演他们的悲喜剧。《茉莉香片》中,迅即为她的想象力照亮。她最先写出的“传奇”都是香港传奇:最早发表的三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都是以香港为背景的。有时为了营造特异的气氛,都在她的意识中鲜活地蠢动起来,她在那里见到的、听到的、感到的,不久前她还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提起笔来写小说,不必先有个存心。所以一旦回到上海,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她于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捕捉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她自己所说,而且她恐怕也没想到这里的一切会进入——至少是那样快地走进——她的小说。但是在港大的三年已经使她对这里的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她并没有花更多的精力探究这块地方、这些人,则其心理、行为方式对她都有几分谜的味道。

她的计划、她的上进心抑制了她的好奇心,她现在的同学,何况大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相去亦不至太远,种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她中学的那些同学与她的背景纵有不同,印度人、安南人、马来西亚人、南洋华侨的子弟、英国移民的后裔、欧亚混血儿都有,这一切都化为一种刺激的、犯冲的、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这里的人也是令她感到新鲜而又陌生的。她的同学多半来自英国各殖民地国家,无一不给她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在她这个外来者的眼中,还有殖民地的怪异的风俗人情,总之是浓得化不开的景物,蓝的海、红土的山崖、长得泼辣妖异的植物,这里的接近热带的地理自然环境,与环境、社会的接触。此话当然不难从她后来创作的那些香港“传奇”中得到印证。香港对于张爱玲是个全新的天地,于她真正有益的也许还是学业之余的这些与山水、人,在香港的三年,认为是糟踏时间。

读书岁月(5)

  后来她承认,心里很不情愿,她总是被迫着的,也还是在战事发生之后。此外她牺牲的还有闲暇游玩时的一种轻松的心境。偶与同学出去游山玩水、看人、谈天,而且她放开手来尽情地画,但那也是因为不占太多的时间,她才在旧小说中陶然忘情了一回。大约只有绘画没有完全被她牺牲掉,她的计划被打断,直到日本人进攻香港,而这三年却是空白;她也不再大看她所喜爱的章回小说,我们都可看到她的习作(规定的作文之外的),自她断文识字、上小学、上中学,而她为这些第一是付出了代价的。代价包括她暂时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从来没给过他给张爱玲的分数。于此可见她对分数的看重,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位教授曾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香港白小姐传密正版。那时她“真的发奋用功了”,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也不见得都能做到举重若轻,而且在港大学习的那些课程肯定不都是她擅长并且喜欢的,她的聪明不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所以她格外地用功。到了香港大学以后就更是如此。她的目标很明确:争取在毕业后能到英国继续深造。

  张爱玲的反应并不快,最终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与名声,好成绩、高分数却有更实际的意义——她是要仗恃它们去获取深造的机会,对于张爱玲,好成绩在更大的程度上只有装饰的意味,但对于走“女学生——少奶奶”路线的人,好的成绩当然都需要,张爱玲选择了后一条路。不论走哪条道,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这同她在逃离父亲家之前母亲捎话让她想明白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不用说,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读书,就不必读书,中学毕业后她母亲更是明确地让她自己做过选择。她称她母亲提出过“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走“女学生——少奶奶”的路,她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像周围的同学一样,不管喜欢不喜欢。

  似乎从中学时起,常在应当练琴的时间坐在钢琴后面的地板上看小说。但是对于那些于她的前途有影响的课业她从来不敢怠慢,钢琴在她眼中就成了“苦难”,而琴先生又因为她偷懒常打她的手之后,“其实喜欢的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当她明白了学钢琴是怎么一回事,比如钢琴。她喜欢钢琴正是她醉心母亲那种生活情调的那一时期,枯燥乏味的课程她也学得用心尽力。似乎只有沾上淑女味的科目她才会偷懒耍滑,她自动加班加点,她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先生为她的读书操过心。小时候因为背不出书,上进心强,张爱玲就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因为要好,她这才改入了香港大学。

  自从接受私塾式的教育开始,英国去不成,她考取了。也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但她在另一种考试中是合格的——那时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她已经准备着启程去香港念大学了。她母亲的两年计划宣判了她最终是一个不合格的淑女,等她母亲的淑女培训两年计划过去,我们在此可以回过头来补接上前面写到的她在母亲家的那段生活,张爱玲在家温书准备考大学,她对热心鼓吹这种“新台阁体”的汪先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有什么敬意了。

  中学毕业以后,她把那些受到奖掖的作文都给否定了。——既然她对新文艺已渐生不满乃至鄙薄之意,但我们不知道她的反应。不过我们也不妨把涉及到她中学时期习作的那篇《存稿》看做一种含蓄的表示:她否认自己从她的国文教师那里得到了什么为文之道,她肯定读过老师写自己的那篇文章,也从未表示过感激之情,她从未在文章中提起过这段师生之谊,都在张爱玲不想提起、愿意忘却之列。不知她对这位老师作何感想,可是他似乎与圣玛丽亚女校一起,汪宏声可以算是张的一位“恩师”的,以及在打油诗风波中对她的回护,很爱护地希望她“暂时——只好希望是暂时——不结婚”。

以他对张爱玲的赏识、抬举,她对母亲的不幸的婚姻与自己的命运作了夸张的联想。汪先生看了之后惊奇、不解而又对这位得意的学生表示理解,她颇以才女自许;另一方面,还未在母亲的怀疑目光下演为自卑,不过自况的成分也是不容怀疑的:那时她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确是惊人之语。这里面多少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不无称奇之意。不过他更感到惊奇的还是张爱玲在毕业年刊调查表的“最恨”一栏中填入的一行字:“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此话出自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之口,国文居然没考及格。汪宏声在文章中提到了此事,至少圣约翰大学的考官就不肯——张爱玲中学毕业后报考该校,但是看来并不是每个教师都肯赏识她的才华,她的国文水准虽受到汪先生的一再推许,这篇作品里的故事、背景显然都是纪实的。

读书岁月(4)

  张爱玲的作文虽享誉全校,白小姐传密图自动更新。以及对母校那段生活的零星回忆。——除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外,我们只是在她后来的一篇不甚出色的人物素描《殷宝滟送花楼会》里约略可以领略到她对“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的冷眼观察,缺少浓郁的人生味,这部分经验显得苍白、平面,与她其他的直接、间接的经验相比,也许是因为与她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经验相比,一定也在用她的挑剔而带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人。她没有在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利用中学生活的经验,对于一本书。于外人见到的呆滞神情后面,她于沉默寡言之中,而除了这两位老师之外,善罢甘休了。

  实际上张爱玲写出来的一定比她捕捉到的要缓和得多,而那位告状者大概也觉计较得过分,小事化无了:汪先生主张用第一法,全不在乎?好在最后是大事化小,抑或仍是迟钝懵懂,写打油诗不过是游戏加逞才而已。不知事情闹大后——不许毕业对她希望留学深造的梦想可是不小的威胁——她是否感到后悔、惶恐,却绝对不好惹是非、找麻烦的人,她是个对老师同学都可冷眼旁观,而就其性格而言,三是不许张爱玲毕业。张爱玲大约没想到事情会闹到如此严重,二是《国光》停办,且提出三种善后办法供选择:一是向老师道歉,校长如承大事找来汪先生和几位编者细问原委,一状告到校长处,被取笑的二人中有一人将打油诗视为忤逆,故点头通过。但教会学校于师道尊严特别讲究,无伤大雅,写来俏皮风趣。汪先生以为小有唐突,观察细致,这大概是她的幽默讽刺才能的最初显示,以戏谑的笔触调侃取笑了两位男教师,还要数她在某期《国光》上登的两首未署名的打油诗。两首诗均是地道的游戏之作,教师休息室里也常以她为话题。但是她在圣玛丽亚女校引起最大轰动的习作,赢得交口称赞。同学佩服,我忘了”应之。她的不算多的投稿在校刊上篇篇都算得上是顶尖之作,又是每以“哎呀,逢编者催逼索要稿件,对此并不热心,也把她视做扛鼎的人物。只是张生性孤僻,其后出《国光》,作文每每被用来讲解示范,脸上并无得色。

  自此张爱玲便成了汪先生的宠儿,她还是神情呆滞,并当场朗读了她的作文,被点了名后神情呆滞地走上前来。汪先生把她大大夸奖了一通,穿着过时的宽袍大袖的衣裳,他才识得这个学生: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下一次课上讲评作文时逐一点名领取作文簿,学生的名与人尚对不上号,水准远在其他作文之上。此文作者即张爱玲。其时汪先生刚接任国文教师,词藻浓艳华丽,但行文流畅潇洒,虽说里面还夹杂了几个别字,他很欣赏此文,学生一下笔很自然地就走上感伤抒情的一路。汪先生批作文时看到的一篇题为《看云》的散文也属此类,而性之所近,他似乎顺理成章地在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崇奉“美文”的风气。他常允许学生随意命题,又都是女生,学生都是年纪轻轻,因为他标举新文学,转教学生去学习写景、状物、抒情,从上面我们得以看到张这段时间的几篇习作。

  汪先生废了八股式的道德文章,出版了一种32开的小型杂志《国光》,此外就是学校在他的发起下,成为后人了解张中学时代在学校中的情形的难得的材料,而是他在张爱玲如日中天的时候写了篇题为《记张爱玲》的文章,也不是他最早发现了张的才华,事实上白小姐传密资料。这对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幸事。

这位汪先生叫汪宏声。我们对他最应表示感激的不是他给了张爱玲多少有益的教导,又颇能鼓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的汪先生,同学对她就未必会有那样佩服了。碰巧教她们的国文老师换了一位热衷新文学,也不当回事,但是因为大家学来都无兴致,她肯定也还是比她的同学更出色的学生,以她的根底,倒像是张爱玲家里私塾式教育的意外延续。如果她一直由那些老学究来教,比中国人办的学校更来得国粹,要的似乎也是贵族化的国文——古国的古董。作文的命题常常是“说立志”、“论知耻”之类,教高中的则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学校是贵族化的,教初中的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封锁》中的翠远多半就是从她们中间找到的原型),以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则设国文及本国史地三科,教师大都是外籍人,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最看重英文,最让师生对她刮目相看的还是她的作文。

读书岁月(3)

  教会学校与一般学校的不同处是它将全部课程分为中文、英文两部分,考试时却总得“A”或“甲”。当然,是她优异的学习成绩。我们。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她当然是一个怪人、一个异数。

  与她的怪、她的懒散健忘同样出名的,‘我忘了’。”在整饬、清肃、以培养淑女为志职的教会学校,她那时的同学必要夸张地模仿道:“喔!爱玲,以致在同学中这三个字简直有权作她诨号的趋势。若有人谈起中学时代的张爱玲,二则她的成绩绝对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一则知道她家里的情形,老师也不忍深责,只一副可怜状,也不辩解,她便将两手一摊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每到这时老师问起缘由,而且绝对不是有些活泼的女孩的撒娇、发嗲式的惊呼。

  她的健忘是全校闻名的。给教师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记交作业,我忘了。”没有检讨抱歉之意,她最剧烈的反应是道一声:“啊哟,在这种场合,好像懵懂到不知道在乎,但是她的反应是迟钝、木然的,这不啻是将她在家里的难堪、不幸抖搂出来示众,因为在众多花枝招展的贵族小姐面前亮出的是那样一双寒酸的旧皮鞋,她则不然。她心里未尝没有一种羞愤,旁人遇此事必要面红耳赤,便是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女孩面嫩,便毫不留情将那人的鞋放在走廊上示众。最常被亮出示众的,不准随便摆放。舍监若查出谁不按规矩来,不穿的鞋子必得放进柜里,圣玛丽亚女校也如此。每个学生卧室里均有放鞋的专门柜子,规矩比一般学校多而且严,这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教会学校有教会的清肃,甚至懒得掩饰这一点,见面后发现她实际上很精神。但是张爱玲至少有一度的确是有这种味道的,便想象她是一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一位超级张迷水晶未见她之前,人也不事修饰。张爱玲的爱好者常容易根据读她小说获得的印象想象她是个懒散的人,卧室凌乱,不交朋友,懒散不好动,意气消沉,一点也显露不出奋发有为的征兆。留在老师同学记忆中的张爱玲郁郁寡欢,而她的外表、她的言谈举止,她的老师、同学不可能知道,并且要在名气方面超过他。

  这个宏愿当然是暗自对自己许下的,她发愿要走他的路,他是她的一个参照人物,中学时代的张爱玲特别心仪林语堂,而且在性质相同的其他两所学校里肯定也是常被提起的。可能多少有这方面的原因,大名鼎鼎的林语堂便是圣约翰青年学校保送到美国去读书的。这位著名的校友不仅是母校的骄傲,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所学校系美国教会所办,中学时代张爱玲留给老师同学的印象与上面提到的不失童趣的一幕已经完全对不上了。

  张爱玲中学念的是圣玛丽亚女校,从中可见她那时仍不失那个年纪应有的健康活泼的性情。可是因为家庭中的一系列变故,以及因她的小说而起的小小的争执(见后文),她还是可以有较为轻松的心境来体验一种新鲜感的。她提供给我们的唯一一条资料是同学晚上在帐子里读她写的言情小说,后母还没有出现,而且父母此时还没有离异,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当然会有点不适应;另一方面,现在骤然过起“群居”生活,没有多少同龄人做伴,只知道她是住读。一直被关在家里,她在学校里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是把我们的传主的学名提前使用了九年。

张爱玲进的这所学校是上海黄毛小学,到现在为此,后来则是她自己不愿改了。所以严格地说,她一直想替女儿改但终于没改,母亲道:“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就音译了“爱玲”二字。大概因为不够“淑女”化,沉吟半晌不得主意,张煐两个字叫着不上口,她的小名叫“煐”,她母亲为她的名字大费踌躇,最后是她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硬把她送去的。填写入学证时,她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而她父亲其时也许正在医院里治疗。所以到她十岁母亲要把她送进学校时,但那很可能是她母亲的主意,第二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在家里完成她的全部教育。虽然张爱玲九岁时给报纸编辑的一封信中称她那时在家里补习英文,他也拒绝民国以后普遍化了的学堂式教育。他原先似乎想让女儿像过去的大家闺秀一样,就像他与民国的世界总犯别扭一样,张爱玲是少数中的一个。

读书岁月(2)

  张爱玲的父亲在儿女的教育上也是典型的遗老遗少态度,少而又少,在古典文学、文字功底方面表现出良好素养的,特别是30年代、40年代的女作家,但是这一番苦读、“苦吟”日后给她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新文学史上的女作家,“赋得”的味道极重,作旧诗在她也是硬作,才没有学下去。背古书她当时必觉得枯燥乏味,只是后来写来毕竟太吃力,她自己也有几分得意,加了浓圈密点,先生颇为赏识,带雨莲开第一枝”,“声如羯鼓催花发,其中的两句,有一首咏“夏雨”,他还是劝她随了先生学作旧诗。张爱玲记得她曾作过三首七绝,可是当他鼓励女儿发展写作方面的才能时,甚至感到得意,虽然不以她在学校里写的那些“新文艺腔”的作文为忤,只知道她那时肯定背了不少古文。她父亲有的是旧式的教养,但路数也是一样的。可惜我们看不到她的课卷,张爱玲受教的未必是这一位,先生教他作《汉高祖论》,她念中学时她弟弟仍跟了老夫子式的先生受教,她父亲有兴致时想必也指点过她。私塾先生式的教育最重的是古文,她都是从私塾先生受教,那么她在这方面的兴趣无疑是在家里培养起来的。

  她的“国学”知识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得自“家教”——十岁之前,如果我们说张爱玲一手漂亮的英文以及西方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知识是得自学校教育的话,甚而视为低级趣味,她对旧小说的热情终生不渝。鉴于新式学堂(更不用说洋学堂)和社会上的时髦风尚均不鼓励这样的嗜好,与她知道的人与事可以相互印证有关。众所周知,可能还与她模模糊糊地感到旧小说中的世界与她的家庭生活,张爱玲早年喜读这类小说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有旧小说的味道。除了环境的影响之外,这类小说的情调、笔调都从传统小说而来,她也养成了读小报的习惯。小报上她不会放过的是鸳蝴派的通俗小说,家里总是这里那里随处乱摊着,比如百万言的《西游记》。她父亲喜读小报,八岁时她已读过大部分的章回说部,她喜欢看的是旧小说,这样的熏陶和记忆却有助于她的艺术直觉的养成。在家里她有不少书可看,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虽然“不知所云”,趴在被子上,她的“人之初”是每天早上由女佣把她抱到母亲床上去,她的文学教育已经开始了,在她的正式教育开始以前,而她靠在门框上笑。

  所以她家里无形中有一种文学的空气,一边笑一边念出来,便是母亲坐在马桶上读《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老舍的小说《二马》,尤其喜读小说。她有关母亲的回忆中的最亲切的一幕,也是消磨光阴的一途。她母亲也喜欢文学,偶尔舞文弄墨,读书看报,也看不起职业,没有职业,他是地道的有闲阶级,都证明她父亲对文学的兴趣,替她的小说撰写回目,鼓励她学作诗,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因她的作文而得意,《私语》中提到留有她的英文题识的一本肖伯纳的戏《伤心之家》),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他也涉猎过“西学”的书,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很少是得自父母的教益(甚至她那位留法学美术的母亲在绘画方面也没有给她什么有用的教导),是书上编的读书岁月到少作。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是书上编的读书岁月到少作。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共读吧!

读书岁月

今天我们要读的,处处传达出由文见人的洞见,将张爱玲的作品与其经历、思想、情感等结合打通,分为上、中、下三编,对张爱玲生平及其作品做出全面深入的叙论。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严谨以文献为依据,求真不求奇”,堪称经典之作。书中突出“严肃不媚俗,余斌的《张爱玲传》一版再版,今天我们要开启9月份的第一本书——余斌的《张爱玲传》。

在众多张爱玲的传记中, 亲爱的共读小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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